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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论并不是我下的。而是一年前采访与张宝全合作EVD生意的一位合作者透露的。因为段永平对EVD生意也有着十足的投入兴趣。他们的接触使得段永平的真实资产水平暴露在合作者面前。当时据这位合作者介绍，段永平从2000年以后，移居美国，不再从事实业，而专门从事投资。
　　网易是段永平的投资得意之作。当年在网易最缺钱的时候，段永平入注2000万美金。几年以后，随着网易在NASDAQ上市成功，股价上涨50倍以上。段永平的这一笔投资就净赚10亿美元以上。
　　段永平还有大量别的投资，搜狐，新浪等中国概念股也是其投资对象。据段永平自己说，过去五年他在美国炒股赚到的钱，比此前他在国内做十多年企业赚的钱还要多得多。
　　胡润富豪榜2003年以10亿元财富，将段永平排在第83位。这个数字，显然是他的真实财富的1/10还不到。去年胡润榜上的首富是黄光裕，个人资产达140亿元RMB，段永平的真实财富可能比他更高。而据了解段永平的人说，他应该是中国的真正首富，中国的首富并不是黄光裕，或者荣智健，丁磊。
　　这种说法是有一定依据的。
　　段永平现居美国。据一位与他相好的国内企业家讲，每次他到美国，段永平总要拉着他去段在美国的别墅里坐一坐。“他在美国，还是不大习惯那边的生活，红酒不爱品。”
　　段永平，成功地完成了人生的三级跳。第一级：由穷书生，依靠自己的智慧，变成富有的打工者，缔造了“小霸王”神话；第二级：由打工者，变成创业者，缔造了步步高的成长奇迹；第三级：由一名国内的制造业玩家，变成国际投资者，远离国内家电制造行业的低谷，成为向巴菲特看齐的股市冲浪手。 

　　下面附上两篇文章，第一篇是1998年由财经大腕记者刘洲伟在《南方周末》上撰写的《打工皇帝为何出走》，这篇荡气回肠的财经文章，可以说对我进入财经新闻圈有着最初的启蒙作用，也多少影响了我对商业报道的看法。据查这篇文章刊登于1998年2月《南方周末》经济版，而2个月之后朱镕基当选总理进行的那一番施政报告演讲，更是促使我对经济发生了兴趣。最终我成为一名专注于财经领域的新闻记者。
　　第二篇文章选自《第一财经日报》，是一篇关于段永平最新情况的报道：他为什么要花费500万元的代价与巴菲特共进一顿午餐。
 
第一篇
打工皇帝为何出走 　

　　1995年8月，正当小霸王学习机“打遍天下无敌手”，而中山小霸王电子工业公司的发展如日中天之际，总经理段永平突然提出辞职，挂印封金而去。由于辞职得到了小霸王上属怡华集团的许可，有传媒将此事称为“和平出走”。但当事双方都三缄其口，对新闻采访退避三舍，致使外界众说纷纭猜测不一，遂成一段悬而未决的“公案”。两年后，在与中山一江之隔的东莞，一家名叫步步高的企业脱颖而出，知名度迅速攀升。1997年11月8日，在中央电视台标王大会上，步步高大出风头，几乎蟾宫折桂。步步高老总抛头露面，有人发现他是当年出走的段永平。
　　一个已拥有千万资产的成功者，抛弃他一手做大的企业，跑到另一个地方从零开始重新来过，这到底为了什么呢？
 
为小霸王打天下
　　许多认识段永平的人都叫他“阿段”——这是广东人的习惯称谓。但段永平不是广东人，在“孔雀东南飞”的人才流动大潮中，段永平像许多南下的知识分子那样，一文不名，怀揣一个梦想，到广东寻找机会。
　　当年段永平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那时，发财热波及整个中国，大学教授也卖起了茶叶蛋，拥有财富被传统的社会价值观所接纳。据段永平的一位同学回忆，他们谈论最多的就是这个话题，“什么时候我们也能火一把。”
　　1989年3月，段永平来到中山市怡华集团属下的一间小厂做厂长，这间厂亏损200万元。段永平接手后，开始生产家用电视游戏机。
　　1990年，中国内地市场卖出了300万台游戏机，而有人预测它的饱和容量是4000万台。就像现在的VCD一样，一夜之间，中国冒出了数百家电视游戏机生产厂，段永平并没有抢在前面。
　　段永平说，他做事有个特点，就是敢为天下后。当别人还在什么东西好卖就组装什么的时候，段永平下决心创出自己的品牌。
　　取了“小霸王”这个响亮的名字后，段永平用令人刮目相看的效率做起了质量、售后服务和经销网络三项工程，虽属打基础，却是拉动一个成功品牌的“三驾马车”——需做足功夫，真金白银，不容掺假。
　　三年之后，这间小厂产值已达1亿元，并正式命名为中山市小霸王电子工业公司。在众多的游戏机品牌中，小霸王果然称王称霸，一枝独秀。
　　小霸王真正“发迹”还在1993年。那时电脑热之欲出，因为高昂的价格，始终是“但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段永平挖掘出这种“求之不得”的需要，一种叫“学习机”的东西横空出世。
　　增加一个计算机键盘和一个电脑学习卡，把这些东西和原来的小霸王游戏机连接起来，通过电视机做显示屏，就组成了一套电脑学习系统。一台学习机只卖二三百元，这块新做的“蛋糕”你知道有多大？
　　“头脑风暴”一旦启动，其势必不可挡。段永平将小霸王学习机投放市场后，凭借新颖实用的产品功能，加上一系列创意十足的营销策略和广告攻势，横扫杂牌军，迅速成为这个行业当之无愧的“霸王”，市场份额逼近80%！
　　小霸王的电视广告《拍手歌》在中国城乡间到处传唱，几乎成为这个儿歌稀缺年代的新儿歌代表，使一些以少年儿童工作者自居的人目瞪口呆。这则广告成本之低，效果之好，更使广告从业人员大跌眼镜。
　　其后，段永平请来成龙，在中央电视台天天念叨“同是天下父母心，望子成龙小霸王”，使小霸王家喻户晓。
　　1994年，有关方面做过一份问卷调查，问中国人最熟悉的电脑品牌是什么，结果出人意料，不是IBM，也不是联想，而是小霸王。
　　在同一时期，各种荣誉接踵而至，段永平被评为“广东省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随后是“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有关机构对小霸王品牌无形资产的评估为5个亿，1995年小霸王产值逾十亿。
　　按照事先协定的分配方案，段永平本人及下属的所得为小霸王纯利润的20%——这是一个令一般人不敢奢望的数字。
　　怡华集团的一位现任领导说：“段永平从一个穷书生成为一个名满天下的千万富翁，集团公司没有对不起他。”
　　在这本该春风得意大展鸿图的时候，段永平突然向怡华集团提出辞职，这一天是1995年8月28日。
 
“等来等去等不及了”
　　通过采访当事双方的诸多人士，段永平出走的原因现在看来竟也十分简单。段永平一直渴望做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把企业办成中国的松下，但在小霸王做下去，这个梦想越来越受到现实的掣肘。
　　随着企业的发展，小霸王与其上属怡华集团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微妙，集团公司有时将小霸王的盈利抽走，用于其他地方，而使其发展后劲不足，是典型的“鞭打快牛”现象。从小霸王进行股份制改造，但出于种种原因，段提出的方案被束之高阁。
　　据说，当时段永平十分痛苦，他希望企业能够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发展壮大，而不是釜底抽薪。如果搞股人份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段永平说：“中国人往往能够共同脱贫，但很难共同致富，企业一旦做大，分家的分家，打官司的打官司。因此中国短命的企业多，‘各领风骚没几年’。要长久做下去，必须搞股份制。”
　　但怡华集团高层却不这么看，一位负责人说：“企业经营得好，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拥有这个企业，这是许多南下打工者的一个误区。”集团公司的另一些人则认为段永平和他的属下已经拿得不少了，“每到年底分红，他们总是发很多钱，双手拿不了就用报纸包，小报纸包不了就用大报纸来包。”甚至有人向集团公司进言，“以这么高的薪水招聘，应聘的人能从中山排队到广州。”
　　段永平并不理会这些风言风语，他对上面仍抱有幻想。一年之后，段再次提出股份制改造的问题，还是被拒绝。最后，段永平说：“我等来等去等不及了。”
　　只有辞职。消息传出，不仅怡华集团高层感到十分震惊，小霸王的员工们也普遍感到一种恐慌和不知所措。后来有人回忆，在宣布消息的会议上，许多人懵了，他们把目光投向段永平，甚至有人难受地抽泣起来。
　　那时在小霸王公司的2000多名员工中，管理阶层300多人，大学以上学历占39%，而全公司90%以上是外地人。因此在小霸王里是说普通话的。外地人对这种文化氛围感到十分亲切，许多人把这当作第二故乡，准备将一生贡献给小霸王。段永平辞职，第一次使他们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是去是留，人心浮动。
　　也许是对段永平多年来贡献的肯定，也许出于君子惺惺相惜，怡华集团在这件事上表现了大将风度。集团总经理陈健仁亲自主持了欢送酒会，这大约是怡华集团第一次为“出走者”开的酒会。据小霸王现任董事长李平说，那场面十分悲壮，不少与会者都流下了热泪，阿段更是醉得不省人事。
　　忆及此事，段永平真情流露：“陈老总待我不薄，他对我有知遇之恩，离开小霸王，他送给我一辆奔驰做纪念，我一直开着它。”
 
有恒产者有恒心
　　感情毕竟代替不了现实的选择。
　　段永平离开后引发了一场“地震”，小霸王的中层几乎被抽空。广东的一份消费类杂志专门辟出栏目，把小霸王与步步高的人员构成做了一个对比，结果人们发现，原小霸王的总经理助理、外销部长、内销部长、工程部长、计调部长、生产部长、计财部长、后勤部长、供应部长……都在步步高找到了相似的位置。在段永平出走前后的几个月里，几百人离开小霸王，集体投奔步步高旗下。
　　当时小霸王找到几位准备离开的中层干部，问他们为什么不留下来继续发展，一位部长说：“船长不在船上了，水手们不知道船会开到哪里去，所以要求下船。”
　　这条“船”开到了东莞，只不过“步步高”号取代了“小霸王”号。
　　1995年9月18日，步步高电子有限公司宣告成立。步步高实行股份制，几乎所有中层管理人员都入了股，员工们纷纷效法，代理商也不甘示后。聚沙成塔，步步高有了一笔可观的启动资金。
　　唐桂光在小霸王担任售后服务部长。他原先在江西一所大学教书，某个暑假到中山去“看了看”，就没有再回去。来步步高之前，他已在中山买了房子。
　　“段老板出走，新任领导上任，马上给管理人员涨工资。而且让我选择，不做售后，可去市场部。但我还是走了，其实小霸王各方面的待遇更好些。”
　　唐桂光认为段永平做事守信用有胆魄重情义，值得追随。对于入股一事，唐自有他的一番道理：“如果你拥有的不是股份，而是发了很多钱，你很可能去干撕钞票、摔XO的蠢事，或者另立门户当起了小老板……这对企业发展有什么好处呢？你有股份证明你对这个企业有信心，大家的钱一齐滚动，就能做成大事情。”
　　娄天春给小霸王做过山东总代理、俄罗斯分公司经理。在段永平辞职后，娄也写了一封辞职信。但他并未离开俄罗斯，因为步步高创业伊始，跟怡华集团定了个“君子协定”，一年之内不做小霸王同类产品的内销。
　　现为步步高副总的娄天春说：“有恒产者有恒心，股份制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有了钱他会投到企业里，从制度上保证了企业能够持久发展。由于他跟企业的关系撕皮裂肉，如果决策失误可能要跳楼。这个压力远远大于国企‘正处调副处’的压力。”
　　1996年11月8日，步步高莺啼初试，在中央台黄金时段广告招标中，以8012.3456万元的价码击败许多“老江湖”，挤进《新闻联播》后的同一天，步步高重作冯妇，以1.23456789亿元的价码，夺得5秒标板的第1条。
　　一年多的时间里，步步高学生电脑吃掉了一大块市场，电话做进了前三名。今年，步步高主打VCD，气势逼人，直压同行业“三巨头”。
　　步步高试图以最快速度成为市场的赢家，为段永平的出走画出圆满一笔。
 
第二次跳跃
　　回过头来看，段永平出走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上的原因。
　　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成为中国市场经济萌芽最早，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方，当年“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的民谣风行一时，吸引了无数炽热的目光。“春江水暖鸭先知”，段永平和他的合作伙伴们则代表了在计划体制下无法实现自我价值而又不甘平庸的知识分子，他们有抱负有能力。由于和旧体制格格不入，他们毅然南下，广东以温厚的土壤接纳了他们。这实际上是段永平第一次出走，他从一个庞大的计划机器的零件变成一个自由劳动者，从享受政府福利的国家干部变成一个打工者。
　　广东本地开明的企业家正需要这样的人才，当时的口号是“你有多大本事就为你搭多大的台子”。段永平们如鱼得水，但他们很清醒，自己只是在出卖智慧，把知识变成商品，实现了第一次跳跃。
　　经过十几年的快速发展，广东企业规模做大了，行业成熟了，新的经济规律又在发挥作用，要求生产关系做出调整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当年的打工者许多已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作为成功的经营者，他们向企业所有权提出了挑战。他们希望能把拥有的财富变成资本，完成第二次跳跃。
　　段永平出走小霸王，实际上就是实现了这种跳跃。进入90年代，中国的民营企业开始了第二次创业。明面上，试图走向集团化、国际化、产业化，核心却是股份化，是产权改革。在市场经济萌芽最早的广东，也提前进入了阵痛期，人才官司不断，企业大起大落。它们能否经受住考验，在新的阵痛中迅速调整状态，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取决于能否冲破地域的、观念的、体制的束缚，在更深层次上尊重经济规律。
　　“十五大”之后，股份制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段永平说：“如果把一个国家比做企业，那说明我们国家的‘大老板’早就注意到产权改革这个问题了。股份制具体完善可能还要三五年，但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有一种很像1978年改革开放了的感觉。”
　　谈及步步高的发展，段永平笑道：“我也许能把企业做到100个亿，再往上走就比较困难了，我会离开总经理这个位置，找一个比我更强的人来做。现在要做的是把企业各种关系理顺——为了将来打基础。”
 
第二篇
段永平近况：昂贵的午餐
在步步高挂董事长之职，在美国专门做投资，“慈善是我的工作，投资是我的爱好”，在美国大部分时间用于陪太太和两个孩子。6月30日，他花500万RMB竞拍费拍得与他所欣赏的投资家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机会（估计这顿昂贵的午餐又会引起众多人的不平与谩骂）。引起国内媒体关注。据上海媒体《第一财经日报》报道：

　　一向是巴菲特崇拜者的步步高董事长段永平，在62.01万美元拍得与“老师”共进午餐的机会后，坦承过去五年他在美国炒股赚到的钱，比此前他在国内做十多年企业赚的钱还要多得多。
　　八年前，他以1.59亿元人民币在中央电视台广告竞投中夺冠，成为一届标王而名闻国内；上周五（6月30日），他以62.01万美元（约500万元人民币）竞得与“股神”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机会，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焦点。
　　已淡出人们视线数年的步步高董事长段永平，重回焦点的身份已经不是实业家，而是投资家。
　　不过，高价捐赠美国慈善事业的行为也引起了国内的众多评论。昨天，段永平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明年他将把慈善事业做回国内。
　　2001年，段永平和妻子一起移居美国。从那时起，他的投资生涯才真正揭幕。段永平坦言，过去五年他在美国炒股赚到的钱，比此前他在国内做十多年企业赚的钱还要多得多。“可以说，我大部分的财产都是在美国赚的。”
　　段永平最早的投资是搜狐、新浪、网易等中国IT概念股。随后它们的股价一路飙升，段永平的身家也随之水涨船高，他2003年以10亿元财富，在胡润《中国百富榜》中排名第83位。
　　段永平深得巴菲特长线持有、价值投资理念的要领，因而也被誉为“段菲特”。2001年底，他以1美元左右的价格买进网易股票，2003年10月网易的股价已飙升到70美元，段永平的股票市值在一年多时间里就翻了50倍。
　　四五年前投资的搜狐、新浪、网易等公司股票，段永平现在仍然大部分持有。最新的年报显示段永平通过他个人以及旗下Enlight基金会还持有九城12.06%的股份。他持有的网易股票一度还超过5%，为了不引起外界过度关注，后来才卖掉一部分股票，降到5%以下。
　　这次，他花巨资拍得与“老师”共进午餐的机会，段永平表示，他想当面向巴菲特请教一些困扰他多年的投资问题。“我对他过去投资经历的一些细节，也很感兴趣。”
　　尽管是个“巴迷”，但段永平认为，读了几本巴菲特的书并不重要，看懂一本就已经很好。实际上，巴菲特自己并没有写过书，他只写过一封给股东的信。“读懂了巴氏理论，要融进自己的血液里，还需长时间的实践操作。”
　　“投资其实很简单，但简单不等于容易。”段永平说，“买一只股票，就是买一个企业的现在与未来。你必须看懂企业，看中好的企业，等它价值被低估时买入。”
　　段永平认为，做企业十多年的经历帮助了他的投资。“我是厚积薄发，没有做企业这么多年的基础，很难看出企业好与坏。”
　　不过，段永平至今对中国内地股市投资还很谨慎。在他眼里，中国股市的投资环境和运作机制还不够完善，透明度还不够高。段永平目前只在国内买了一只股票——万科，“我持有的股票还不到万科总股本的1%”。
　　1989年，28岁的段永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计量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南下广东。次年在中山日华电子厂（小霸王的前身）任厂长，五年内他将这家亏损200万元的小厂做到10亿的年产值。1995年，他另立门户，在东莞创立步步高电子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经过十年的发展，步步高现已在中国的DVD、无绳电话、复读机等领域跻身第一集团军。
　　段永平相信，欲速则不达。做企业就像开车一样，应该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以适当的速度平稳发展。说来也巧，这次段永平在网上竞拍巴菲特午餐约会时用的代号就是“fastisslow”（快就是慢）。
　　昨天身在国内的段永平告诉记者，由于竞拍的结果上周五才知道，所以，他还未来得及与对方联系。目前，他和巴菲特共进午餐的具体时间还没最后确定，但“肯定在今年内，而且不会等到纽约下大雪”。
　　竞投这次与巴菲特见面的机会，段永平用的并不是步步高董事长的身份，而是一家名为 “Enlight”慈善基金总裁的名义。而竞投所花的62万美元，也会赠给另一家慈善基金会。其实，段永平并不是以此形式与巴菲特共进午餐的第一位华裔，前年就已经有一位新加坡人借此机会跟他吃过饭。
　　Enlight是段永平和他妻子发起的一个家庭型慈善基金，段永平也把自己大部分的股票都放在这个基金里。“这种基金在美国很多，像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成立的慈善基金会就是这种类型。我和太太都认为不要给小孩留太多钱，能保证生活和接受良好教育就够了。”
　　根据美国的法律，像段永平这样的新移民，在美国赚的钱要交很重的税，而用于慈善事业就不用交税。所以，段永平觉得，留够自己的生活开销后，把钱用于慈善事业、回馈社会更有意义。
　　事实上，为了避免有人以慈善的名义逃税，美国对慈善基金的法律规定也很严格，比如，家庭慈善基金会每年必须拿出获利部分的5%用于慈善事业。“所以，我必须保证Enlight基金会持续增值。”
　　Enlight基金会的宗旨是教育和环保。“花钱也要费脑筋，我们慈善基金会一年要花100万－200万美元。”段永平说，基金会未来重点会在中国，但他可能考虑通过美国成熟的慈善组织，在中国开展捐赠事业。
　　“因为如果我自己来跟踪，这样运作会比较辛苦。如果通过美国一些成熟的慈善基金会来操作，相对简单一点，而且我也更容量获得认可。”段永平说。
　　45岁的段永平至今仍是步步高的董事长，但他基本只充当顾问的角色，不过问具体事务。现在他的大部分时间在美国的家里陪两个孩子，“慈善是我的工作，投资是我的爱好。反正，我们慢慢捐吧。” 

Legislation that would allow the U.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 to seek civil penalties against businesses that obtain personal data under false pretenses may soon get a vote in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he full House could vote on the Prevention of Fraudulent Access to Phone Records Act as soon as Friday or Saturday, Rep. Joe Barton, chairman of the House Energy and Commerce Committee, said Friday. Barton, a Texas Republican, asked the House leadership to move forward with the bill after lawmakers ripped into Hewlett-Packard (HP) officials Thursday for allowing the practice during an investigation into board leaks. HP President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Mark Hurd and former HP Chairwoman Patricia Dunn both testified Thursday that they did not know the details of how the leak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The pretexting legislation has been stalled since the House Energy and Commerce Committee unanimously approved it in March. The bill would allow the FTC to seek civil penalties against so-called pretexters, those who masquerade as a customer to gain access to phone records or other personal information. Representatives of five mobile phone service carriers raised no objections to the bill during Friday’s hearing. Lawmakers questioned if more businesses besides HP have used pretexting or other questionable investigative methods. ¨How do we, and how does corporate America, break this ethos that, if someone thinks that illegal or unethical activity ... is acceptable, everybody else in a corporation goes along with it?¨ said Rep. Diana DeGette, a Colorado Democrat. DeGette will explore ways to add new requirements to the Sarbanes-Oxley financial reporting law, she said. Christopher Bryon, a columnist for the New York Post, told lawmakers Friday that he was a victim of pretexting four years ago, long before the HP investigation came to light. A facial-recognition software company hired a pretexter to gain access to his sources after he wrote a column about the company, Bryon said. Pretexting appears to be a widespread practice among U.S. businesses, Bryon said. ¨This is not something I wanted my family to grow up with ... wondering if your mail is being read, if your phone is tapped, if there’s a bug in your bedroom,¨ he said. The FTC has filed five lawsuits against alleged pretexters, but the agency lacks the legal authority to seek civil damages, said Joel Winston, associate director of privacy and identity protection at the FTC. The FTC sought to recover pretexting-related profits in those cases, but additional civil penalties would give the agency an additional tool to use against identity thieves, he said. A second pretexting bill, the Telephone Records and Privacy Protection Act, has passed the House, but the measure is hung up in the Senate over disagreements over the best approach. The House bill would make pretexting a crime, with a penalty of up to 10 years in prison. Congress is scheduled to adjourn by early next week until after the Nov. 7 general election. Congress may come back into session late in the year to address unfinished business. -Grant Gross, IDG News Service (Washington Bureau)